李鸿章当然知道恩师说的是哪一件事，不由得叹息起来。
自咸丰七年之前，曾、左二人的关系时晴时阴，疙瘩不断，风波迭起。但是与咸丰七年二月曾国藩和左宗棠的那次大冲突相比，一切都无足轻重了。
咸丰七年前后是曾国藩生命中最困难、最痛苦的时期之一。此时他创立的湘军已经转战三载，屡立战功，但是处境却越来越尴尬：由于咸丰皇帝对他抱有防范心理，不肯给他以督抚地位，使他领兵三载，一直处于孤悬客处之地位，用兵、用人、用饷无处不难。特别是在江西期间，由于手中没有行政权力，虽然湘军为保卫江西终日苦战，却仍然被江西通省视为额外负担，始终受到官僚大吏们的排挤和刁难，可谓步步荆棘，处处碰壁。曾国藩饱受欺凌，郁愤满怀，心力交瘁，走投无路，精神几近崩溃，以致在与刘蓉的信中说出了这样的话：“所至龃龉，百不遂志。今计日且死矣，君他日志墓，如不为我一鸣此屈，泉下不瞑目也。”
恰在此时，一纸家书传来，曾国藩父亲于咸丰七年二月四日去世。得到这个消息，曾国藩如遇临大赦。他迅速把军务交给他人，给朝廷发去一封陈请开缺的奏折后，不待皇帝批复，即于二月二十一日起程回家，为父亲办理丧事去了。
作为领兵大臣，擅自离开军营，是一件严重违反军纪的事。一贯以忠贞自誓的曾国藩在军事危急之际做出这个决定，显然显得有些不负责任。但曾国藩此举，实属迫不得已。他是想通过此举，表达对朝廷的不满，也想借这个机会，向皇帝申明自己所处“极不得位”的真实处境。咸丰皇帝虽然颇为震怒，但是他对曾国藩的艰难处境心知肚明，加上湖南巡抚骆秉章和湖北巡抚胡林翼不断为曾国藩说情，遂传旨给假三个月，委军一事免于追究。曾国藩的朋友当中，胡林翼、吴敏树等都对曾国藩的举动表示了理解，多次去信对曾国藩加以安慰，吴敏树在信中还说：“曾公之事，暴于天下，人皆知其有为而为，非从其利者。”
但是左宗棠却在这个当口，寄来了一封信，对曾国藩大义凛然地加以严厉批评。信的开头，左宗棠就引经据典，从儒家伦理原则高度出发，批评曾国藩委军归家，是不忠不义、不负责任的表现。接下来左宗棠又嬉笑怒骂，捎带嘲讽了曾国藩兵略平常：你曾国藩领兵打仗，本来就犯了许多错误，丧失了许多机会。朝廷念你忠心耿耿，不予计较。不过这次你这番举动，使你的忠心都值得怀疑了。你是不是听我的劝重新出山，我不知道。你重新出山，凭你的本事，对国家大局能否有所帮助，我也不知道。但是你不待朝廷命令，擅自委军奔丧，则非礼非义，我不能不严肃批评你。
从才能到品质，左宗棠把曾国藩批了个一无是处。可以想见曾国藩收到这封信后，会是什么心情。
事情还不止于此，除了写信责骂曾国藩之外，左宗棠在公众场合对曾国藩更加肆无忌惮地大加讥弹。曾国藩此次委军回湘，是湖南官场一时谈论的热点，左宗棠每见一人，都大谈曾氏平日摆出一副理学大家面孔，以诚自命，此次却以父丧为由，要挟君父，可见其居心并不如自己所称那样正大。
此时正值曾国藩一生中最痛苦的时期，左宗棠的诋毁，成了撒在曾氏伤口上的一把盐，把曾国藩伤到彻骨，让他终生难以释怀。曾国藩对左宗棠的这封信根本不予回复，从此与左音书断绝。
“恩师可曾想过，左氏何以如此？”李鸿章道。
“你且说来。”曾国藩笑了笑。
“既生瑜，何生亮？”李鸿章道，“既生左，何生曾？”
李鸿章一语点明，左宗棠之所以如此，是纠结了他一生的“瑜亮情结”。
左宗棠平生以诸葛自命。“每与友人书，自署老亮，以武侯自比。且曰今亮或胜古亮。”因而他对提携自己的曾国藩，从来没有表达过感激之意，每提起曾氏，他心中总会涌起一股难言的怨气。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曾国藩在舞台当中占据了本来应该属于他的“主角”位置。曾国藩正是直接阻碍他成为“今亮”的罪魁祸首。以主帅身份平定了太平天国，这就是曾国藩对不起他左宗棠之处。
左宗棠曾经为一幅叫《铜官感旧图》的画作序。铜官就是曾国藩靖港之败后自投湘江之处，铜官感旧图画就是画曾国藩当年自杀之事。左宗棠的序中有这样一句：“公（曾国藩）不死于铜官，幸也。即死于铜官，而谓荡平东南，诛巢馘让，遂无望于继起者乎？殆不然矣。”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曾国藩那次投水没死，当然是天下之幸。但是如果说他死了，天下就没救了，也不是那么回事。
这句话可以说揭开了左宗棠心底的秘密。左宗棠真恨不得曾氏死于当时，那么，“荡平东南，诛巢馘让”的应该就是他了。他相信，如果这出大戏由他来导演，一定会比曾国藩导得精彩许多。
想当初，创建湘军这个想法是曾国藩和他共同提出来的。曾国藩最得力的助手塔齐布是他左宗棠首先发现并推荐给曾国藩的。曾国藩建设湘军，带兵打仗，他左宗棠贡献了多少智慧？在大的战略方针上，多少次事后的结果证明他左宗棠比曾国藩更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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