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参折内容来看，何金寿所列郭嵩焘的罪状主要有五：首先，指责郭嵩焘一再侈言俄、英诸国富强，是为了取媚外国，“丧心失体，已堪骇异”；其次，他认为最为荒谬的是，郭大臣竟然说西洋立国也有二千年，且政教修明，智力兼胜；第三，郭嵩焘的种种言行“岂止损国体而生敌心，直将隳忠臣匡济之谋，摧天下义愤之气”；第四，“故为此张大恫吓之词”，“挟以震骇朝廷”，“摇惑天下人心”，居心叵测，“我大清无此臣子也”。 总之，“立言悖谬，失体辱国”，因此必须将《使西纪程》一书“严行毁禁，庶于世道人心尚堪补救”。在何金寿看来，他根本不相信西方会比天朝上国富裕强盛、政教修明、智力兼胜，如此夸饰西方的郭嵩焘已不是大清国臣子！何金寿果然不愧为翰林，用词之毒与出手之狠，都非常人能及。
何金寿之参，是射向郭嵩焘的又一枝毒箭。刚到公使之任不久的郭嵩焘，怀着满腔热情，将其沿途所见所议所感的平实客观纪述，详尽汇报给朝廷，以让国人对世界有更多的了解，却没想到被何金寿如此参劾，而如此恶毒攻击之下，所打击的不仅仅是郭嵩焘本人，更是对深具忧患意识的中国先进士大夫的一次无情蹂躏，于西学东渐而言无异于遭到了一次十分严重的“病毒”攻击，也影响到清政府“自强”的努力。
对于何金寿的猖狂进攻，洋务派感受到了威胁，也开始了反击。在朝野的一片反对声中，李鸿章对郭嵩焘的《使西纪程》表示了支持。郭嵩焘出洋后，李鸿章与他密切通信。在给郭嵩焘的信中，李鸿章说从总理衙门得到他的“行海日记”后自己“循览再四”，赞扬其“议论事实，较洪陶士《使西日记》更胜一筹，可谓一拓眼界也”。在给总理衙门的公函中，李鸿章直言说：“西洋政教规模，虽未至其地，留心咨访考究几二十年，亦略闻梗概”，并举了自己和林义哲冲破重重阻力、克服种种困难兴办洋务的事实，因此更称郭嵩焘的“崇论宏议，洵足启发愚蒙”。李鸿章并为郭嵩焘抱不平：“筠仙虽有呆气，而洋务确有见地，不谓丛谤如此之甚，若达官贵人皆引为鉴戒，中土必无振兴之期，日后更无自存之法，可为寒心。”
差不多和李鸿章同时，林义哲也上奏“力挺”郭嵩焘。在给总理衙门的信中，他十分巧妙地为郭嵩焘辩解。由于他与郭嵩焘的关系、对郭嵩焘的支持尽人皆知，所以他首先不直接为郭嵩焘辩护，而是借到法国了解中国在法国学习军事的留学生情况的船政留学生监督李凤苞之口来指责刘锡鸿。林义哲首先强调李凤苞人品可靠：“监督李凤苞素最谨饬”、往回禀报时从来是只报告留学生学习情况而“不及其他”，但有一次来函却报告说英国的报纸对刘锡鸿一直“颇有微词”，他强调李凤苞“语多含蓄，然亦略见一斑”。然后他再谈自己对郭、刘二人的看法：“平心而论，郭侍郎品学素优，而识议不免执滞。刘京卿客气用事，历练太浅。其短长互见，谅在烛照之中。”而且他提醒总理衙门：“惟目前滇案责任极重”，而且“英人尚无间言”。英国报界对刘“颇有微词”与英国人对郭“尚无间言”形成鲜明对照。最后，他婉转但又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建议：“现刘京卿身故，总署可致函慰问，以安其意。查西国之制，公使一级向无副使，前刘京卿折亦自请撤销副使，莫若不派副使，责郭侍郎专司交涉刘京卿遇害一事，则威妥玛于滇案必当收敛言行，可收遥相反制之效。”
在李鸿章和林义哲的强力支持下，加上主持总理衙门的恭亲王奕忻和军机大臣文祥的保护，郭嵩焘不但没有被罢免，反而得到了“温旨慰问”，以及“滇案交涉可便宜行事”的权力，他所著的《使西纪程》一书也没有遭到毁禁的命运，可以说因祸得福了。
但让郭嵩焘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向他背后砍的最狠的一刀的，竟然是老朋友王闿运！
郭嵩焘和王闿运同为湖南名士，二人早年相识，成了忘年交，曾多次在一起讨论学术，但自从郭嵩焘热心于洋务之后，坚守“夷夏之防”道德底线的王闿运便走到了郭嵩焘的对立面。
王闿运先是对郭嵩焘大加讥讽，他在《湘绮楼日记》中写道：“闻郭嵩焘刘锡鸿即赴西洋，衔命至英吉利，实以天朝使臣往彼为通事，真志士所不忍言也。”在总理衙门刊刻发行了郭嵩焘的《使西纪程》后，王闿运又发表评论：“……阅《使西纪程》，记道里所见极夸饰，大率颂其富强，为中国所不及。嵩焘自前年被召，即大为清议所贱，去年夷人至长沙，将建天主堂，其乡人以嵩焘主之也，群欲焚其家，值湖南乡试，几至罢考，迨此书出，而通商衙门为之刊行，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近传骂筠仙一联云‘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筠仙晚出，负此谤名，湖南至羞与为伍。……阅筠仙海外日记，殆已中洋毒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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